我的父亲母亲

尘土飞扬

六

    妈妈不太会弄吃的，在她的观念中只要吃饱就行了，不管其他的，天天早晨是白水泡饭，到第三节课我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咽着口水等放学，中午天天是一盆煮得黄黄的白菜，吃得我头都晕，那时候就特别希望父亲能露一手，烧他拿手的“小炒”！父亲的“小炒”就是把包菜切细细的，放一点肉丝，那肉丝和包菜的比例真可谓是“万菜丛中一点红”来形容，父亲会加上酱油放点醋，炒的脆脆得，这在我们来说就是美味了，放学回家要是闻到那香味，口水没出息地不停地流，就一个个围着父亲吮着手指眼巴巴地看着那锅，父亲炒完要用大盆子盛着，咣地一声放在大桌子上我们几个蜂拥而上先狠狠吃几口过瘾再说！那顿饭不吃得直不起腰谁也舍不得搁筷子，连盆都给我们添得干干净净，父亲会得意地看着我们，讽刺一下母亲，母亲就当没看见似的，就着咸菜吃完饭去忙活了，父亲总是这样，不会放过任何嘲讽母亲的机会，或许他也只有母亲可以嘲讽了吧。。。。。
   
    母亲做菜也有一绝活，就是一周一次的青菜肉圆子汤，肉圆子做得嫩嫩的，飘着绿绿的青菜叶子，闻得香吃得爽看得也阅目，母亲做肉圆子是数着来的，三个小孩子一人一个，我是一下子塞在嘴里啪叽啪叽地嚼得满嘴肉香，妹妹们是一点一点地咬着吃，慢慢享受着，待我吃完就挑着肉圆子馋我，恨得我边咽口水边瞪眼！父亲拉板车是透支体力的苦活，母亲心疼父亲，每次是12个，有满满一碗，母亲是一个都不吃的，父亲会坦然地连肉带汤吃光光的，然后点评一下母亲的水平，要是偶尔说母亲做得不错时，母亲会笑眯眯地吃着自己碗里没一点肉星的米饭，我知道父亲很辛苦很劳累，他需要更多的营养和爱护，可是我多么希望父亲能拨一个肉圆子给同样辛劳的母亲，即使母亲不吃也能体会到父亲的爱啊，可是父亲从没有这样做过，甚至于说母亲从小就不知道肉味，不吃也罢。。。。。
   
    那时的我经常发誓长大有钱时买一桶肉，做一锅肉圆子给妈妈吃个够，有一次还用小刀在桌子上刻下肉圆子三个字，这誓言是否实现已无关紧要了，只是当时吃肉圆子难忘的情景一直牢记在心中。直到现在母亲还是习惯做肉圆子，每次吃时我都会想到我的誓言，想到吃肉圆子时的那一幕，一股酸楚涌上心头。
   
    一到冬天妈妈经常腌制咸菜，一腌就是两大缸，非吃得你胃里冒酸水为止，腌菜的过程也是很辛苦的，上百斤的冬菜从买到洗到晒干切碎全是妈妈那一双手，到塞缸里时就需要爸爸用力地塞了，塞不紧的咸菜容易烂，爸爸通常卷起袖子用拳头往缸里塞，有时还用棍子用力压，那场景也颇为壮观哟。。。。。
   
    一般来说从11月份开始实行我们的早饭就是一海碗咸菜，一直要吃到第二年的4月份，所以有时候我和妈妈开玩笑说：“我们是泡饭泡大的”。我妈会笑道：“那不是一个个长得人高马大的？要是牛奶面包的还不长疯了？”给她老人家一说，我还真担心如果是牛奶面包我会不会就是姚明第二呢？
   
    除了咸菜还有一样让我深恶痛绝的东西，那就是腌猪肺牛肺，提起这东西我就头昏眼花的，胃里有股液体往外翻，肺在动物内脏里是最便宜的了，很多时候是不要钱的，妈妈就腌了一个又一个作为荤菜打发我们的胃，腌制过的肺吃起来就象棉絮似的，吃到嘴里真是难以下咽，吃到后来看到那玩意就想哭。有一次父亲吃着吃着就来了气，伸手就把那盛猪肺的盆子摔了，把妈妈大骂一顿，说妈妈把钱都贴了娘家就知道亏自己的丈夫孩子，妈妈也不吭声等他骂完了，就去收拾残局了。爸爸第二天拎两条好大的鱼回来叫妈妈腌了给我们吃，那个冬天我们的伙食有了大大地提高。
   
    小时候馒头对我们而言是可想不可得的美味，隔壁有一家是东北搬来的，会做面食，整天蒸馒头吃。妈妈不会做任何面食，对她而言，那一堆堆面粉做成馒头面条包子之类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邻居家每晚蒸馒头的香味是非常折磨我和妹妹们的，特别是那馒头吃不完第二天烤得焦黄，真是让我们垂涎三尺，有时受不了那折磨就跑得远远的。妈妈在幼儿园上班后，晚上小孩子吃饭时通常会有馒头，有时吃不完的妈妈就偷偷藏在怀里带回来给我们吃，我们掰开一点点放嘴里慢慢嚼能嚼出一股香甜，含在嘴里久久舍不得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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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父亲母亲

        说到晚年的父亲母亲，请允许我插叙一下我的大姐。

   我大姐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缩影，集中了太多的历史痕迹，是一颗在历史的搅拌车里翻滚着，裹上了水泥沙浆，完全失去自我的小石子。年幼时，缺少父爱是必然的，而母亲，始终挣扎在生死线上，在社会最低层苟延残喘的，又能给她多少母爱？17岁，正值豆蔻年华的她，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在最广阔的天地里挣扎了八年，因父亲的影响，无视她的音乐天价，到最艰苦的单位工作一辈子，该当母亲的时候，恰逢计划生育的伟大政策，儿子争气，成绩优异，却又赶上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学费自理，省吃俭用拼个儿子大学毕业，国家又不保分配，儿子继续争气，考个研究生了工作了结婚了，自己老了，退休了，全交给社保了。。。。。

    单单从这些字眼看，她的一生，艰辛、无奈、焦燥、愤慨。可是，也并不尽其然，大姐继承了母亲天生的乐观性格、吃苦的精神，而且有胜于母亲的是大姐那泼辣的个性，绝美的容貌，天生的美妙歌喉，年轻时在家乡那一片，说到我大姐也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了，她的一生，生活的苦难淹没不了自身的光彩，到如今，快70岁了，仍然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演绎出人生最炫烂的篇章。

    小时候的大姐，生活艰辛那是不必说的，母亲工作时通常把她扔到外婆家，有时来不及送走就一个人锁在家里，试想一下，一个小女孩子，在一个四处透风的屋子里，孤零零地一个人是什么情景？好在，大姐从小就会自己找乐，蚂蚁、青虫都能成为她的玩具，哪怕是手指头也能玩出许多花样，记得大姐十个手指画上十个表情，裹在衣角里，就成了十个神态各异的襁褓婴儿，逗的两个妹妹开心大笑，加上天生的好嗓子，什么歌都能哼上一句两句，学校的演出活动，总是主角，受到同学老师的喜爱，大姐的童年也是有光彩的。

    大姐17岁时下放到农村了，至于一个女孩子到农村是什么样的境地，什么样的生活，电影电视小说描述了很多，我不必也没能力过多写些什么，只是把记忆中的一些片断罗嗦出来，以慰自己难以放下的心情。

    有一天，我大概两三岁，半夜三更，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一家人，我迷迷糊糊地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听见妈妈的哭叫声和爸爸的吼声，快，送医院，原来大姐被蛇咬了，几个大汉连夜把她抬到城里，我只记得那天晚上就我一个人在家，哭了睡，睡了哭，第二天妈妈匆忙回来把我带到了医院，当我看见大姐时吓得连哭都不会了，大姐整个一条腿都是黑紫黑紫的，嘴唇也是肿肿的，大姐漂亮的脸蛋涨的象一汪水，整个一天我就盯着大姐，心里那种害怕的感觉到现在我也忘记不了，那时的我就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感，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大姐轻轻喊我小名，我的魂才回来，扑到大姐身上哇哇大哭起来。后来大姐说：小宇象个小傻子，两只眼睛都快盯成对眼了。我妈在一旁补充道：不算太傻，喂他饭还知道张嘴，到嘴就到肚子了，也不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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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对我在某些程度上象母亲爱孩子一样，她也很坦率地说就是喜欢男孩子，总是瞒着两个妹妹偷偷塞给我点好东西，把两个妹妹气的要死，又不敢对大姐叫，就拿我出气，有时告状让我妈收拾我。
   大姐有个好嗓子又长得好，经常到各县、各村参加演出，演出的时候就吃香的喝辣的，只要有可能就跑回家把我带在身边，把好吃好喝的塞我嘴里，偶尔我也上台当道具，记得有一次要演个什么戏，地主要把小孩子高高举起再摔在地上，可能那男演员太入戏，举我的时候一把就抓住我衣领，呼地一下就举过头顶了，剧情要求小孩子要哭的，平时我假哭，能忍住不笑就不错了，那天在台上我给吓着了，哇地真哭了，我那可爱的大姐哟，在台上就和地主打起来了，戏也不演了，把台下的观众笑歪了，，，还有一次呢，我想吃菱角，大姐就跳到塘里给我摘，叫我望风，有人过来说一声，哪知道我去撵一个大白鹅了，大姐被人家抓个正着，大姐湿淋淋的上来后，抓她的人是她的戏迷，呵呵，不但没说我们，还给了我们很多菱角，那段时间我总是嘴巴鼓鼓的，口袋鼓鼓的，特滋润，大姐一个也没吃，但是她有个要求，我吃一个菱角必须要给她亲一下！亲的我满脸都是口水，，，

   大姐的性格原本就刚烈，属于那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那一种，又加上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里锻炼，越发地泼辣，而且又是戏词又是方言的，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一般人真不是她对手。

   有一次，大姐从农村回来，邻居的大妈向她告状，说我和大院里一个小男孩打架，被那男孩的爷爷拎起来头朝下摔了几下，还踢了我，大姐听后那真叫恶从胆边生，连家门都没进，直接就冲到那老头家去了，站在人家门口就开骂了，那语言都不带重复的，声音又亮，人又长的漂亮，这架式一拉开，引得许多围观的人，我和两妹妹钻进人群堆里，妹妹那时大概两三岁，我有五六岁了，妹妹一边一个抱着大姐的大腿，大姐把两妹妹一拨，说：去！搬椅子！又指着我：你！倒杯水给我！我们三又钻出人群，撒腿往家跑，两丫头辫子都散开了，眼泪鼻涕糊一脸的，一个厉害点的丫头搬个带靠背的，比她还高的椅子跌跌撞撞就跑回来了，那个温顺点的丫头搬个小凳子连滚带爬地跟着，家里没有凉白开，我就直接拿着水壶从水龙头那里灌满水钻进人堆给大姐喝，大姐坐在带靠背的椅子上，把我按在小凳子上，两丫头一边一个站她旁边，连说带骂，还夹杂着戏文，整整骂人家三钟头，一直把那老头一家人骂出来求饶，还把那和我打架的小孩子塞到我大姐手里任她处置，大姐最后的结尾词大概是：以为我象你？白活几十岁了？你没品还当我没品？我只骂老牲畜，还教训小犊子？回家关你家圈里自己收拾去！回手又在我脑袋上敲一下，说：你！要是再被人欺负，就别叫我姐！我是无比崇拜的看着大姐哇，心中的舒畅无法用语言形容，圆睁着眼睛非常豪气地不断点头！大姐可能看我那样子好玩吧，骂了几个钟头的她居然噗哧笑出声来，把我抱起来扬长而去，两妹妹一人抱一个椅子跟后面踉踉跄跄跑着，从那以后除非是我自己打败了，没有哪家的大人出手教训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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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最伤感的时刻就是每年回城上调的时候了，每到那个时节，总是有一批批下放的知青返城，总是几多欢喜几多愁，可怜我大姐，第一批下放，最后一批返城，整整八年的光阴，看过多少欢喜，独饮多少哀愁，如若没有期望也就罢了，就象那平静的湖面，一直无风无浪倒也有种宁静之美，那水面也就当世界上的水面都那么安安稳稳的，可是不停地有石头砸进那水面，那漾起的浪花泛起的涟漪此起彼伏的，即没有奔腾的喜悦，也没有宁静的安祥。大姐每次都有机会，每次都是第一批选上，有各个县文工团的，还有剧院的，但每次都是落选，而落选的理由八年来只有一个：政审不合格，无数个表格填完，无数次希望失望后的悲愤让大姐一次次地从山峰跌入山谷，父亲的历史问题给大姐带去的影响是一生一世的。

   
    最好的一次是安徽黄梅戏剧团，也就是严凤英生前的剧团，剧团负责上调的人也是个戏迷，特别欣赏大姐的唱腔，使出全身解数把大姐推荐给剧团，又是试演，又是考察，表格填了一张又一张，公章盖了一个又一个，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村里同意了，乡里同意了，到县里给卡住了，父亲急红了眼，和妈妈一起到县里找人，用板车拉去一车认为可以送礼的东西，我记得最为珍贵的是一台缝纫机，那时父亲拉车也是能挣点钱的，妈妈又是从牙齿缝里节俭，估计全家的积蓄就是一台缝纫机了，又加上剧团帮忙给的一张供应票，爸妈半夜拉着板车去县里送礼，负责政审的县领导收下了那大礼！记得爸妈回来时高兴地说，礼收下就好了，一准行！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是紧张的，甚至于是一种紧张中带着一种跃然而出的欣喜，大姐那段时间兴奋得走路都是雀跃的，唱出的曲子都飘扬着快乐的音符。

    可是，大姐仍然落选了，政审不合格，相同的理由，因为带来的过高的希翼，给大姐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姐的哀号声在我脑子里一直抹不去，那是一种绝望的、愤慨的悲鸣，那时我大概五六岁，父亲蹲在墙角抱着头叹息，母亲默默流泪，大姐俯在床上埋在被子里一声声的哀号，让我茫然不知所措，害怕惊惧的感觉一直从头顶灌入心中，跑过来抱抱妈妈，又跑过去抱着大姐喊她叫她，可能眼里的恐惧吓着了大姐，她起来抱着我边哭边拍我，我紧紧地搂着大姐往她怀里钻，，，，

    我从小就是这样，越是害怕痛苦的时候越哭不出来，就是那种黑洞洞的感觉会一直跟着我跟着我，，，现在也是这样，哭不出来，那种痛楚的感觉如影相随，象一双手掐住了喉咙，象一条扔在岸边的鱼，无望的挣扎，梦中被惊醒是常有的事，醒来时不是怕不是惧，是空白，是茫然，只能不断地告诉自己过去了过去了，就会好了，笑起来吧，没有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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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7年到1975年，整整八年，大姐在农村跌打滚爬了八年，身体上的，精神上的折磨也没让她倒下，她出落的越发标致，她出众的外表，甜美的嗓音，泼辣的个性，吸引了不少青年男子的爱慕，在她下放的第五个年头，她收获了她一生唯一的爱情，我姐夫，当时已是一国营企业技术员的他，无怨无悔的爱上了大姐，我姐夫12岁就会装半导体收音机，一生对无线电技术的执着追求让他在30岁时就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他少言寡语，英俊帅气，他对大姐的钟情就如他对无线电的执着一样，一生不离不弃，姐夫和大姐是一见钟情，初时，姐夫家人竭力反对，一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二是因为大姐在农村无法回城，姐夫妈妈因此与姐夫断绝母子关系相威胁，姐夫索性离开家搬到了厂里宿舍；到后来呢，姐夫因为整天玩收音机，被别人告到单位说偷听敌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厂里被批斗，我爸妈又竭力反对大姐与他来往，妈妈甚至于以死相拼，拉着大姐哭诉，说自己一生受父亲历史问题影响抬不起头，不能让大姐也这样过一辈子，大姐在妈妈面前痛哭，也曾发誓了断情缘，可是最终还是违背父母的意愿与姐夫牵手相伴走了一生，直到姐夫57岁英年早逝……

   
    大姐最后一批随大部队上调回城，最终还是受父亲影响临到单位报道前由一大型国营企业调到小型集体企业，这种差别在那个时代还是很大的，好在，大姐开朗的个性能唱会跳的特长让她在哪里都是个风云人物，用她的话说，她也是唱着过一辈子，跳着过一生了。

    我那外甥是大姐的骄傲，这小子吧，外表继承了他父母的缺点，长得没个正形，可学习成绩优异，从小到大在学校就没考过第二，每次到学校，我大姐那是相当扬眉吐气的，最后名牌大学硕士毕业，在杭州安家落户。


    大姐不愿意离开家乡，如今快70岁的她在老年大学载歌载舞带团到处演出，京剧、黄梅戏、越剧没有她不会的，她对生活的热爱，她满腔的生活激情，感染着我，也感染她身边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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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的晚年（一）

    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去划分父亲母亲的晚年，父母亲是中年得子，他们晚年时，我正值少年，也正是青春叛逆期，那期间做过一些偏激的事情，说过一些偏激的话，至今都后悔不已。

    我上高中时，父亲五十多，拉了20年板车的他再也拉不动了，拉车的是没有退休金可拿的，以前又没有社保，干不动就没经济来源了，那时恰缝鼓励做生意，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的阶段，小摊小贩日渐多了起来，父亲思前想后，决定卖卤菜了，一天我放学回来，那板车已被改装成了卖卤菜的小推车，之后，父亲卖了5年的卤菜，父亲母亲的晚年就从开始卖卤菜说起吧。

    平时，我们看到小商小贩觉得他们肯定赚了许多黑心钱，其实也不尽其然，什么事情只有自己亲自做过，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应该说，小商小贩赚的那点钱真的是辛苦钱，血汗钱，这期间不仅要付出体力，更重要的是要付出尊严和精神上的透支与疲倦。
    卖卤菜，父亲早晨三点起床，要到菜市场赶个早集，可以挑选同样价格里较好一点的东西，比如猪蹄前蹄就比后蹄好卖，猪耳朵根的肥肉多即不好卖，卤出来的份量又会少，还有什么鸭子的毛长齐了好拔干净，什么猪毛是用刀剔过的，毛根留在肉里，生的时候拔不出来，卤熟了毛就出来了，反正，每个行当都有讲究和学问，这些都是父亲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如果你去迟了，别人挑剩下来的你买回家，就会亏本了，一天只要买错一样东西，这一天就白忙乎了，于是，每天早晨三点种，父亲那辆破推车就在门前小路上吱吱呀呀的响起，一般要到五点多装满毛绒绒、血糊糊的货物回来，那个时候妈妈已起床，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她上班之前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父亲这时就到床上再接着睡一会儿。

    以前大家都是用公用自来水的，几栋房子一般有个水池，两个自来水龙头，早晨五点多时，大多数人还没起床，妈妈就把那一堆东西抬到自来水龙头那里冲洗，尽量在人们起来用水前洗完第一遍，如果来不及，就大盆小缸的接水回家。因为人们早起时，都要拿着盆、牙刷牙膏的到自来水龙头那里洗漱，这个时候如果咱们家还大盆小盆的占着自来水龙头，旁边等待的人们那厌恶的表情及冷嘲热讽会让你受不了的，其实，越是生活最底层，伤害人的语言越直接越犀利，也越无情，可能是因为他们都处于无尊严，受欺压的地位，心里的怨恨和不满没有发泄的对象，那么只能在身边同样的人群中寻找喧泄口，我们常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当一个人低微到只能同根煎的时候，他的煎或许可以理解，连张爱玲这样骄傲的女人，为一个胡兰成，都可以在尘埃里开出花来，何况这些整天为温饱挣扎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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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般是忙到上班前的最后一刻，匆匆去上班后，父亲就起来生起炉火熬开一锅松香，松香是用来拔毛的，把冲洗过的鸭子、猪耳朵、猪蹄等扔到烧开的松香里，裹满后放到冷水里冷却，剥掉松香，那些毛也大致干净了，那时的报纸经常批露商贩们用柏油拔毛的事，其实，那应该都是松香，松香本身是黄色的，拔过一次毛后，动物的毛融入在松香里就成了黑色，看上去就象铺路的柏油了，我不知道柏油是不是能拔下毛，我只知道商贩们没有那必要，松香拔的很干净，又不粘手，其实，新闻的报道，我认为大多数是浮浅的，记者也好，编辑也罢，做的只是去吸引读者眼球的事，谁能深入去调查一下问题，解决一些问题，报道的目的又是什么，没有人去追究，浮燥的社会必然注定任何行业都在浮燥的做事。

    松香拔过毛后，再用钳子仔细钳一遍后，也正逢公用自来水池相对空闲时，再大盆小盆的搬到水龙头下冲洗，这时，大概已到中午时分，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卤了，卤菜的大炉子是汽油桶改装而成的，卤菜的大锅直径约有一米，生炉子、搬大锅、添柴加水加料可都不是简单的事，卤菜时有的菜要分开卤的，否则会串味，从中午到下午，一般是到下午四五点钟卤好，就开始出去卖卤菜了。这些过程大多是父亲一个人在做，只有中午时妈妈回家才能帮一点，我和妹妹们都要上学，可想而知，父亲是非常辛苦的。

    卖卤菜的地点选了很多次，被别人撵来撵去后，就定下来在我们住的大院里了，因为当时大院里就我们一家卖卤菜，菜的味道又不错又干净，所以每天基本上能把菜卖完，第二天又是新鲜的，用考究的词说就是步入良性循环吧。

   从推出去卖到结束，一般也就是两个小时左右，因为时间相对集中父亲有时就会手忙脚乱，忙不过来，而这个时间也正是我放学的时候，于是，在高中阶段，下午放学，我就成了父亲的帮手，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在大院的子弟学校读书，当时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吧，同学老师几乎都认识我，说真的，从第一天帮父亲卖卤菜我就没觉得有什么丢人的，感觉理所当然，放学后很自然地跑到卤菜摊边，书包塞到柜子里就开始算账收钱了，要是遇到老师和同学家长来买，我甚至于有一种自豪的感觉，很奇怪吧？

    有时父亲有事不在，我还能切能称能算，当然切的卤菜很难看，买菜的人们一般也能原谅我的。卖完卤菜一般是晚上八点多，这期间妈妈会送来晚饭给我们吃，卖的卤菜我们是很少吃的，除非家里来人我们沾沾光，偶尔父亲喝酒时切一点猪头肉下酒，那些该死的猪蹄曾经赚了我多少口水。。。。回家后那一车子油乎乎的东西就是母亲清洗了，第二天凌晨三点，父亲的小推车又会吱吱呀呀地响起，而那时我也是睡下不久。

   
    小商贩要应付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收税的，那时税收政策也不规范，收多收少就是专管员的一句话儿，几番较量之后，父亲和专管员达成了默契，到收税的那几天，专管员会来到摊位旁，指指这个，点点那个，父亲就会切好包好双手奉上，那人拿过就走了，一开始我不知道的，撵人家后面要钱，被父亲一顿臭骂后才知道大概原委，我无意去说专管员的道德品质好与坏，只是觉得，人活在这世上，行走每一步都不是轻松的，改变不了，就去适应吧。

    父亲卖卤菜的那几年，家里的生活条件慢慢得以改善，而且做生意呢，是越做越精明，人家说奸商奸商，还真有点道理，你整天在那圈子里摔滚，不摔出个经验教训也对不起人，比如说那卤汤上面漂的油，一开始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总不能扔掉的，于是我们吃菜都是用那卤油，问题是再吃也吃不完，后来就知道可以卖给做早点的，于是那卤油也成了笔固定的收入了；再比如啊，猪蹄子里的蹄筋，初时呢和猪蹄一起卖了，也就卖的是猪蹄价格，后来我们也会抽筋了，单独把蹄筋卖给饭店，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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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是家里日子越来越好过的阶段，我考上了大学，两个妹妹也相继工作，父亲虽然时不时发脾气，摔盆掼碟子，但还是在能忍受的范围内，特别是后期，母亲也退休了，在家和父亲一起忙碌，这小生意又不求发财致富，能贴补生活，略有节余也是挺不错的，可是，父亲那扭曲的个性，倨傲的本性和一辈子受折磨造成的人格上的缺陷，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甚至于母亲有退休金可拿，医药费可以报销都成了他愤怒的理由，其实父亲是从骨子里看不起母亲，哪怕母亲做的再多再好，他也认为不够，认为理所当然，在他的概念中，母亲目不识丁什么都不如他，为什么母亲能有退休金可拿？他不去和其他人比，他也没本事和其他人去争，他把对社会的不满就发泄到母亲身上了。

   
    在卖卤菜的后期，父亲对自己没有劳保，没有医疗保障的恐慌日益加重，觉得什么人都靠不住，只有钱才是真实可靠的，于是他对钱的占有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认为卖卤菜他最辛苦，他认为他拉板车的那些年为家庭贡献最大，他认为是他养活了一家人，甚至于包括妈妈的娘家人，他认为所有的人都亏欠他，那么现在他不能再亏下去了，卖卤菜的收入就应该是他一个人的，一个家庭，如果经济上如此算计，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人认为理所当然，那还有和睦、幸福可言吗？

    于是，父母之间整天在猜疑着、防范着、斤斤计较着渡过，父亲每天把卖卤菜的钱数了又数，放在枕边，到一定的数字就去存银行，存折呢也是东藏西放的，甚至于放在久不来往，文革期间和父亲划清界限的姑姑一家家，他的思维很不可思议，他认为那个姑姑是和他一个血脉的，她不欠他，所以他就信任她，好像他的孩子他的妻子是他的讨债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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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父亲母亲（二）


    因为我是在本地上的大学，经常回家，每次回去见多了父母的争吵，特别是为钱的争执，让我感觉一种悲愤和羞耻，有一次父亲居然因为1000元对不上帐，对母亲动了手，当时我气的对父亲挥起了拳头，又不敢真的打父亲，就狠狠地打在自己的脸上，任鼻血流过我的脸，用那种刺激来平息心中的愤怒，从那以后我和父亲多年没说话，形如陌路，甚至改了父亲的姓。。。。直到我娶妻之后，在妻的温婉调节下，慢慢和父亲恢复了亲情，也改回了他的姓。
   
    当时年轻气盛，对父亲的痛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也会换个角度去想他了，他是最可怜的人了，一个让社会扭曲的灵魂，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一个一生处于被欺压被鄙视的地位，自然不会信任别人，哪怕是最亲的人，眼里不盯着那点小钱，他能盯着什么呢？可是，我的母亲呢，她为什么一生除了要受社会给予她的苦难，还要受父亲的折磨？难道仅仅因为爱？我想再深厚的爱也不能支撑如此长久吧？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不和父亲离婚，她很奇怪地看着我说：他是你们的父亲，离了？你们不就没有家了吗？他怎么办？

    对于母亲而言，她的生活全部内容可能就是这个家，她生活的价值就是付出，对丈夫对孩子对娘家，就是没有自己，说真的，母亲对娘家的付出，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倒贴娘家也是到了过分的地步，几个舅舅和外公外婆对母亲也是索取的多，心疼的少，这也使父亲越发看不起母亲，以至于母亲娘家人，母亲呢，宁愿挨父亲骂，也会偷偷摸摸地接济娘家，不会有丝毫改变，其实，我们的生活未必比舅舅家好多少，母亲只是固执地用自己的方式和思维去对待她身边的人，她认为应该接济娘家，那就应该的，她认为我们的生活只要温饱就好，那她就不会去想着奔小康，即使小康了，也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在生活上她也必然用温饱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家人，父亲再骂再打她只会默默承受，过后，依然我行我素，母亲的固执也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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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父亲母亲（三）

    父亲的卤菜生意维持了五年就结束了，按道理说，那时我们属于经商早，又经营的不错，应该属于那先富起来的一批，可是父亲母亲没有那个理念，而且父亲认为多挣钱没用，会便宜了母亲娘家，便宜了我们，他按当时的利息算算，每个月的利息收入可以和母亲的退休工资差不多时，就坚决不干了，用他的话说，别想再榨他的血汗了，其实，父亲做不做这生意理应由他自己决定，老了干不动了，孩子也大了，家里经济条件也改善了，也该歇歇了，可是这休息的理由也太伤人了，为此，母亲和父亲理论一场后，以父亲砸了卤菜的家什而彻底结束了，那是90年代初，那时，我们家已经步入了万元户行列，父亲把那看着比天还大的几万元存起来开始吃利息了，好在，那几万元也着实让父亲有了安全感，那时的利息高，一个月100多元的利息，让父亲伸直了腰杆，也让我们家过了几年安生日子。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政治上的苛求和歧视越来越淡然了，父亲在晚年又找回了少年时的舞台，街道、小区等各种唱京剧的地方慢慢地都知道父亲能唱青衣，他们要表演个什么节目时都会找到父亲，因为唱青衣的实在是太少了，而且他除了青衣，什么小生、须生、老生都能唱，会唱的戏又多，又拉一手好京胡，到哪里演唱都能救急，什么角缺，他都能顶上去，因而父亲又找到了他骄傲的资本，可以说又神采飞扬起来，因为他在演唱时找到了人们尊敬崇拜的眼光，其实我多希望他能多点自信多点尊严，多点朋友，那样心胸就会开阔许多，注意力就不会过多的集中在钱上。

   
    可是父亲啊，个性就是到了晚年仍然无法改变，只要有人相求去捧个场，必要为难一下人家，其实心里很想去唱，但也要推三阻四，以显得自己多重要。特别是获得了一个省级老年业余比赛金奖之后更是傲慢地不得了，有段时间，省电台还给他专门录了一个节目，他的青衣唱段在电台连着放了几天，更让他找不到北了，一般的场合玩他就更拿架子了，殊不知，这就是个玩，不随和，怎么能融入一个集体中去呢，可能父亲一辈子没有固定单位，不知道集体是什么概念，在性格正形成的时候，又是在那种环境下，不知道如何和别人沟通，相处，更不知道如何去让别人接受自己。于是，慢慢地，找他的人越来越少了，最后他只能在家嘲笑别人之余和一个远房的表叔自娱自乐了。

   
    后来我有儿子之后，他居然动了把我儿子培养成唱青衣的念头，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就整天放磁带给我儿子听，会说话之后他还正二八经地制定了什么培养计划，要怎么练声，怎么扎势子，可是儿子的嗓音虽然还不错，离他的标准还是相差太远，又对戏剧不感兴趣，他长吁短叹之余放弃了这想法，对此，他实在有点不甘心，似乎有没人继承他的衣钵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