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地，再去北地（节选）——陈保平 陈丹燕

那边

《去北地，再去北地》是陈保平、陈丹燕创作的游记，首次出版于2018年8月。
该书可以说是一本浓缩了时间与历史的随笔集，主要内容为陈保平与陈丹燕夫妇1993年共赴俄罗斯、2017年共赴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日记。
这种脚踏实地的设身处地，沉淀了时间，也更加鲜活，交叉视角的对比使得历史沧桑感呼之欲出。
该书通过琐碎的小事映射出时代变迁，读者能在严寒与高压中品位百转千回的温情。


陈保平日记旅人心绪
1993年10月12日 晴 列车驶过贝加尔湖

今天看到贝加尔湖了。她像海一样蓝而博大，火车绕着湖足足开了六七个小时。我扔下了手里的《废都》​，出神地望着，惊叹造物主的伟大。此时，天地间只有两种颜色，沿铁轨一边是黄黄的草地，草地下面就是泛着微波的蓝色湖水，湖的尽头连着天，天也是蓝的，我们穿行在天地之间。

当火车转到背阴处的时候，草地忽然变成了黑树林子，湖面一下子与我们拉开了距离，但穿过树林的间隙，仍可看到贝加尔湖的从容和宽厚。不知不觉中，火车的沿岸变得窄起来，我们一下子又与湖水挨近了。原来，她波动得如此轻盈、朦胧。一层一层曲线漂浮着慢慢向前，万般柔情蕴藏得很深。

火车拐过一个弯后，岸边的草地上、林子里出现了稀稀落落的小木屋，三角形的、斜坡形的、草帽形的，四周都有木条栅栏围着，几只老山羊迟钝地啃啮着草皮。在一个阴暗的丛林边，停着一辆蓝色的摩托，主人不知去了哪里。再过去，一块黄叶满地的白桦树小林子里放了一张长木桌、四条长木凳，旁边是孩子们玩的秋千、跷跷板，但没有人。这是个明亮的下午，树叶在阳光下颜色变浅了，一棵倒了的大树干上停着几只乌鸦，不知从哪里窜出一条黑狗，一只乌鸦就在它头上追逐着。贝加尔湖边还常有伸向湖里的水泥板，三四米长，偶尔会看见穿旧皮袄、戴红绒线帽子的老头站在那上面钓鱼……

这是我从车窗外看到的景色，这是我与造物主的一次沟通，我知道，只有这个时候，我完全属于自然之母。我其实一直是爱她的，是一种带敬畏的非常单纯的欣赏。我想起二十年前，在江西插队时，有一个大热天，我到一个叫池头的水库去游泳，我躺在水面上，睁开眼睛，忽然看到了天空离我那么近，那种巨大的蓝和静让我一阵心悸。开始，我还死死盯着天空，渐渐地，感到吃不消了，觉得自己像冰一样在融化，化到那种蓝的气息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天空，第一次明白在天空中拥有像尘埃、粉末一样的“我”​。

现在，我凝视贝加尔湖时，心里是一种真正的平静，如果我一直这样凝视下去，我还能记住许多。但是，大约两个小时后，我感到疲倦了，我真的累了，我躺到了床上，闭了一会儿发酸的眼睛，重又拿起了《废都》​。我心里又觉得挺无聊，怎么会舍弃观赏这么美丽的湖，重又回到《废都》​。在办公室的日子里，我一直没时间读这本被炒得很热的书。虽然已看到好几篇评论，许多人说这本书根本看不下去，但我认为这不是事实，至少我认为不是这样。就像几小时前，贝加尔湖的博大澄蓝一扫《废都》的混浊、猥琐，而这会儿，​《废都》堕落、迷茫的世纪末情绪又把我从持续的观赏中拉回。这本书无论从评价或消遣的角度，都是可以看下去的，是一本我们通常说的有内涵、有可读性的书。当然它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好书。我一直以为贾平凹不仅有才华，而且是有大感觉的人，从他第一个表达了浮躁的社会情绪开始。​《废都》也是属于那种能表现恢宏的历史感的作品，只是贾平凹对这个主题的把握有点力不从心。

可是我们谁又对这个主题能驾驭自如呢？睡在我对铺的是一个北京倒爷李兄（大伙都这么叫）​，李在东欧闯荡已有五年多，今年已是第四次跑这条线了，他靠卖有点臭的皮夹克赚钱。火车一靠站，成群的俄国人就拥上来抢中国的皮夹克，他们已在严寒中等待多时。这时，李兄就有点扬扬自得的自豪感，他拍着俄国人的肩说：​“哈罗梭（好）！中国！”他会说些简单的俄语。他对贝加尔湖似乎也很淡漠（也许是看得太多了）​，很少有凝视窗外的时候。当我让他看落日时，他却像说故事一样告诉我：这湖本来应属于我们中国的，后来斯大林得到西方默许，硬划了过去。西方要他保证不污染，斯大林做到了。迄今为止，贝加尔湖四周没有一家工厂，湖里没开过一条机帆船，所以这么干净。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人斜靠在床上，一边喝着二锅头，一边嚼着花生米，眼睛都不朝窗外瞥一眼。

我想起昨天半夜，我们隔壁的一对山东夫妇与两个蒙古大汉吵架，那个女的呼救，是李兄一个箭步冲出去，抓住两个光膀子的蒙古倒爷，让他们老老实实躺回自己床上。他回来后说，在这趟车上，甭想有人欺侮我们中国人。而那时，我和一些留学生都只呆呆地站在他身后。

我们是热爱大自然的，贝加尔湖给我们内心那么丰富的东西，可我们无法阻止眼前的暴力，我们缺少人类雄性的勇气，如果人类退到原始森林，自然法则首先淘汰的是我们，那么，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什么？

当夜幕渐渐降临时，我看着窗外变成铅色的凝重的贝加尔湖，脑海里出现的就是这些杂七杂八的思想——如果这能称为思想的话。我想起本世纪初，一位叫爱伦堡的俄国青年，由于参加革命被押进一所叫苏歇甫斯基的监狱，那个房间的木板床上睡着的都是年轻的读书人，他们整天喊着、唱着：​“光荣的湖，神圣的贝加尔。​”这时候，他们那种对理想的神往与对大自然赞美的激情是不是一致的？大自然能让青春的火焰烧得更柔和些吗？但青春的火焰难道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吗？当他们这样歌唱着贝加尔湖的时候，走来一个狱吏，他是一个酒鬼，喜欢钱、白兰地、巧克力糖，也爱和知识分子搞在一起，他说：​“你们是政治家，是聪明人……”有时他喝多了，就走进监房，微笑着倾听社会民主党人跟社会革命党人的争吵，插嘴说：​“瞧你们还吵架呢，我喜欢你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社会革命党，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你们是聪明人，可是俄罗斯将来究竟怎么样？这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

这时，睡在我对面的李兄已打着鼾睡去，浑身散发着酒味。

那边

1993年10月15日 阴 第一印象

晚上8:50，火车抵达莫斯科东方车站，很顺利地就看到了来接我的赵宁与陶蓬，他们是莫斯科戏剧学院的公派留学生。这里的月台可以随便进出，出站也不检票。

俄罗斯果真一副贫寒、阴郁的景象：车站外一排排发胖的老太太，站在肮脏的积水间，举着黄瓜、面包在吆喝；果真有那么多酒鬼在昏暗的灯光下踉跄；庞大的建筑陈旧不堪，长街一眼望不到尽头；人们穿着的是中国本世纪七十年代初那种粗质的毛衣和球衫、球裤。总而言之，我今天仍能闻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气息，它既让我感到难过，又让我感到亲切。使我惊奇的是他们的地铁，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已近于奢侈。我们到的第一个地铁站，是一个环形的，有雕花柱子，悬挂玻璃大吊灯的大厅。赵宁告诉我，它叫共青团地铁站，很有名，建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屋顶的油画全是列宁与群众在一起，整个设计就是列宁塑像的设计师搞的。我们踏上电梯，速度极快，第一次很不习惯，站上往下一看，又深又陡，大约有百多米，然后就像掉进了一个深井。在苏联出版的旅游图上，地铁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观项目。它以红场为中心，分赤、橙、黄、绿、青、蓝、棕七条线，辐射开去，把市中心与外围的所有街道连成一体。今天，谈起地铁和莫斯科市内七幢最高大的尖顶建筑（形状有点像上海展览馆）​，其中包括莫斯科大学、乌克兰饭店、外交大楼、军人住宅楼等，人们就会说：那是斯大林搞的，那是义务劳动的产物，那是为了与西方抗衡、与美国媲美，那是付出了农民勒紧裤带、妇女加速变老的代价的产物。但今天的人们毕竟享用了这代价。假如没有这地铁，没有这几栋钢铁般坚固、宫殿般气派的建筑群，莫斯科市政值得骄傲的大概只有克里姆林宫和教堂了。

赵宁、陶蓬边走边对我说，俄国人先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塑像（那个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过的严厉而慈祥的形象）​，说他是克格勃的老祖宗，然后又搬走了所有大街小巷的斯大林像，他们对那个时代记忆犹新的是：克格勃无所不在，仿佛墙上都是眼睛、耳朵；词汇的通货膨胀，完全变换了自己的原义；庞大的军事负担，苏维埃以此为荣……陶蓬说，俄国人对今天不满，但也不愿回到那个时代去，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宁可啃黑面包，也要拥有自己的脑袋。

陶蓬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今年二十六岁，在国内学习了一年公派出来，已在俄国六年，经历了苏联到俄国剧变的全过程。他脸色有点苍白，戴一副眼镜，是个很斯文、瘦弱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刚来的时候，每星期还参加义务劳动，后来越来越少，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规定了结束，就这样自然消亡了。他刚来的时候，每月一千卢布奖学金绰绰有余，去哪里，打个“的士”​，三卢布可坐相当长的路。现在奖学金已达到一百五十美元一个月，但他们出门已不敢坐小车，从火车站到他们学校不过十来分钟，就要三千卢布，莫斯科的物价已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莫斯科戏剧学院宿舍前，有一大片居民住宅。我在火车进入俄国境内第一眼看到这样的火柴盒式住房时，马上想到我们的工房模式一定是从这里搬来的。让千百万穷人有房住，这也是革命最初的动机和动力，但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毕竟势单力薄，不可能一下子满足广大工农群众拥有西方那样的住房条件，于是，这种大规模的构造简陋、毫无美感的工房就成了共同富裕的象征。在旧上海，房子也是人的身份与阶层的标志，花园洋房属于买办官僚、工商巨头，还有黄金荣、杜月笙一类青洪帮老大；一般职员、知识分子住石库门房；劳苦大众就龟缩在棚户区。毕竟，新工房让大多数人钻出棚户，伸直了腰，它是一种理想的标志。工房是粗糙的，但理想本身是有美感的，为理想献身的人也是有魅力的。令人不解的是，那些住在老工房里的工农群众为何最终也没能守住苏维埃政权，难道他们不幸福吗？什么是幸福？

与赵宁的活泼、开朗相反，陶蓬有点忧郁，说话声音很轻，生怕人家偷听似的。晚上，我睡在他屋里。那是一间近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放着写字桌、书橱、俄式唱机，桌上搁着一个红泥做的雕塑：一个男子两手撑着，斜靠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床让给我，自己又另搭了一张床。屋里有暖气，穿毛衣即可。

陶蓬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搞翻译的，由于感情不和，多年前就已分居。陶蓬对人类感情和家庭的悲剧性一面，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理解。他学戏剧评论，自己也搞创作，今年暑假，所有的人都回去了，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啃面包，喝白开水，写一个戏，一个家庭的戏。他说戏剧目前第一是德国，其次就是俄国，然后是法、英，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好戏。莫斯科每天晚上有六十多个大小剧院演话剧，从经典的《钦差大臣》​《万尼亚舅舅》​《现代人》到各种式样的先锋剧，票价几百卢布，相当于三四元人民币。他说他们戏剧学院是学理论的，不培养创作人才，俄国人认为，搞创作都是天生的，可以进文学院去进修。他们每天九点上课，常常到十一点才有人，只要有三个人，教师就开课，他们在讲台上一站就四五个小时，滔滔不绝。

“你知道吗？​”在陪我去底楼洗澡的时候，陶蓬又细声对我说，​“我们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五十年代在苏联留学，也住这栋楼。前不久他来访问，说除了楼更加陈旧外整个城市毫无变化，他很感慨。​”楼里不知为何还住着一群阿富汗难民，他们拖儿带女，到处锅碗瓢盆，走廊里散发着一股奶酪与洋葱交合的臊味。

我们躺下时已快凌晨一点，陶蓬有点兴奋，不断问我国内的情况，知识界、文学界的现状。他告诉我，这两天他正在帮一个电影学院的朋友搞一个半小时的毕业作品，剧本是他写的。写一个小提琴手去音乐厅演奏时的幻觉，然后是戏中戏，遇到一少女，发生了类似《阴谋与爱情》的故事，最后演奏完了，四周响起掌声、欢呼声，小提琴手谢幕时发现场内根本没有人。陶蓬说，原想安排场内全是木偶，但成本太大就没用。这个戏只需两个人，小提琴手找他音乐学院的同学，不要钱，女的要找俄国姑娘，就得付报酬。本子得导师看后通过，签了字，才可领摄影器材与胶卷，他说他准备向大使馆借辆面包车装运器械。

他仍然喃喃地说着，我的思维好像在无人的掌声中定格，颓然睡去。

那边

1993年10月16日 雨

喝俄国酒，说俄国事早晨起来，与赵宁去火车站接陈丹燕、游小燕，她们从德国经波兰来莫斯科。

白俄罗斯车站建于二十世纪初，湖绿色的房子，白色圆柱，前面有一座上个世纪的老式天桥，桥头装有黑色镂花铁栅栏和有灯罩的欧式街灯。站在桥上，可以俯视车站交叉的铁轨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的感觉就像回到了十九世纪。

天开始下小雨，车站上有许多挎着蛇皮袋的少数民族。他们漫不经心地剥黑面包，吃生洋葱。一个吉卜赛女人怀里抱着一个衔奶头的孩子，挨个讨钱。她眼睛深凹，脸色枯黑，扎着脏兮兮的头巾，穿一条满是污迹的长裙，人们对她那只伸过来的手好像已没有感觉，十多分钟，只有一个穿皮夹克的女孩给了她二百卢布。赵宁说，莫斯科经常这样，阴雨连绵，人的表情也总是阴沉沉的。她说俄语中对忧郁的说法有许多种，特别丰富，她随口就用俄语说了三四个。

12:05，华沙至莫斯科的火车准时抵达，我们在9号窗接到了她们。两人带了一大包鸡蛋、香肠、酒，因为在波兰听说这里打仗，没菜吃。陈丹燕见车站的潮湿、肮脏，人们脸上的压抑，感觉很不好。她说德国人知道她要去俄罗斯，拿出报纸上枪战打死人的大幅照片给她看，说你们中国人疯了吗？现在去俄国！我告诉她这里很平静，地铁站里到处可见到玫瑰。我知道她喜欢玫瑰，我说枪战中的玫瑰比平时的玫瑰更有诗意。

回到赵宁宿舍，电视里正在播新闻：所有的外国人必须去当地警察局登记，晚上抓了一万五千人，反对派有三百支枪散失各处，搜查仍在进行……陈丹燕、游小燕急着去给家里打长途报平安，赵宁陪她们去换钱，陶蓬待在他屋里看我带来的杂志，我一个人坐着看电视。MTV节目里突然出现了步伐整齐的士兵们和坦克的叠影，这让我十分惊奇，我想起爱伦堡1916年在俄国看到第一辆坦克时的描述：​“在它身上有一种雄伟而又令人极端丑恶的东西。它与从前一种可能存在过的巨型甲虫很相像，为了伪装，它被涂得花花绿绿，它的两侧就如未来派画家的图画，它像一条毛毛虫那样慢慢地爬着；无论战壕、灌木丛还是铁丝网，都拦它不住，它微微蠕动着触须，那是炮和机枪，在它的身上有一种古老的东西和最美国化的东西的结合，一种诺亚的方舟和二十一世纪的汽车的结合。里面有人，是十二个侏儒，他们天真地认为他们是坦克的主人……”从那时以来，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了，一些外交家在讨论裁军的时候常使用“传统武器”这个名词，以区别于核武器。毫无疑问，坦克已变成传统武器，但莫斯科空阔的大道上，今天又留下了坦克履带碾过的最新痕迹，​“毛毛虫”还在蠕动，全世界每天都有这样的“毛毛虫”在吞噬花朵、树叶……

我正这样想着，陶蓬揉着眼进来，说让我和他一起喝一点俄国酒。他从橱里拿出酒瓶，那是一种90度酒精掺了柠檬果汁的烈性酒，我说我不会喝。陶蓬说他过去也滴酒不沾，现在能喝伏特加了。有一回去看话剧，戏完后，他与一俄国男子对饮，被送进醒酒所，关了一天一夜，通知学校后才被保释出来。那俄国男人是与妻子不和，吵了架出来看戏，怀里揣着一瓶伏特加，还有精致的小酒杯。两人谈戏谈得投机了，就站在路边喝了起来，直到躺在地上。陶蓬说，在俄国，马路上没有酒鬼是奇怪的，街上随处可见酒瓶：马、列的塑像旁，商店的窗台上，厕所的马桶边。他们喝酒不要菜，有时闻闻面包味道就行了。你以为那些上班的男人公文包里装有什么东西？十有八九有伏特加。

陶蓬呷着酒说，唉，六年了，其实要说学习，也谈不上什么，语言掌握了点，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生活，这里的故事太多啊，你想听吗？我点点头。

“我们这栋楼，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我隔壁有一外省的学生，去年已毕业，白天与常人一样，看不出什么，一回到屋里就变得忧郁、痛苦。他喜欢布加乔娃（俄国最好的流行歌手）的歌，当时布加乔娃出了四张唱片，可他穷，只买了两张，整夜地放，音量开到最大。半夜里，我被吵醒，忍不住去敲他的门。没开，我就推进去，只见他喝醉了酒半跪在地上，满眼泪水。我很难受，就走进去把音量关小走出来，一句话也没对他说。​”​“什么事让他这么痛苦？​”我问。陶蓬沉思片刻说：​“说不清，可能是过去的经历、目前的处境，或者就是性格、童年的伤害，俄国人就是这样，说不清。​”

接着他又说：​“过去楼下还有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歪脸，长得极丑，是个老处女。人家看到她那副模样都挥手叫她走开。有一个与她共事的女管理员经常骂她，欺侮她。老处女平时一个人住在一间破屋里，每天啃黑面包。忽然有一天，她哥哥死了，留下莫斯科市中心三间屋给她，卖了四万美元。她花一万美元在郊区买了一间房，然后去商店买了昂贵的意大利裘皮大衣、帽子、皮鞋、化妆品，穿戴着来学校宿舍，楼上楼下兜一圈，也不说什么。对过去骂她的女人也不嘲讽，扔给她一包很贵的首饰，笑着走了。​”这真是欧·亨利的小说呀，我说。上帝塑造了这么个女人，她这样过完了大半辈子，最后想讨回一点做人的尊严，可这尊严又离不开金钱，这是多么可悲的人生啊。

我们聊着，把赵宁煮的一盘牛肉吃了个精光，这里的牛肉要四千卢布一公斤，人们并不经常吃。我从未有过这么好的胃口，黑面包、咸鱼、生洋葱、酸奶，什么都吃，我感到了许久没有过的饥饿。二十年前，在江西插队时，有过这种饿得慌的感觉，出工出到一半，偷偷跑回来拿冷饭团、大头菜吃。饥饿使人产生最基本的欲望，在俄罗斯的文学中有多少描写饥饿的篇章啊，许多人首先是在饥饿中了解了人类的痛苦，我似乎觉得，今天俄国的土地上仍然飘浮着饥饿的分子。

陶蓬喝完酒，煮了一碗他最喜欢的熟泡面，又谈起了国内的文坛。他说看了《钟山》等杂志，觉得国内作家开放得最明显的是对性的描写，他认为多少有点赶时髦、商品味，不是那种深刻的揭示。他用他微弱的声音说，大多数作家是匠人，缺少真正的艺术家。谈到昆德拉，他说值得向国内知识界介绍其人其作品，但感到现在国内的评价太高。他认为昆德拉不如《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帕得了诺贝尔奖，苏联曾驱逐他出境，他宁可不去领奖也要留在祖国，他知道出去后自己的艺术生命就结束了。陶蓬说昆德拉关于“媚俗”的概念国内译得不一定准确，但也可用。按国内目前的理解，他认为昆德拉也有“媚俗”的一面，不过更高级、更隐蔽而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昆德拉有点取悦于西方）​，他又告诉我，他们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不久前伴上了“昆德拉”​，我问：​“什么叫‘伴’? ”他说：​“怎么？你这也不知道，北方人都懂，已婚男女双方在外又结识了异性，就叫‘伴家’。​”

我说：​“陶蓬，你看上去也有点忧郁，是不是与俄国的环境有关？​”他怔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俄罗斯民族的忧郁由来已久，从沙俄以来，知识分子就被一次次流放、扼杀，人民听不到同时代最优秀者的声音。苏联几乎没留下什么好的艺术，功勋演员现在不少成了酒鬼，著名导演喝得烂醉躺在街上，作家嘛，有的自杀，有的在国外发疯，何止是忧郁。​”我觉得再这样谈下去会太沉重，于是就站起来收拾碗筷。陶蓬说：​“我来吧。​”

这天晚上，我读爱伦堡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使我想起白天与陶蓬的聊天。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符·加·柯罗连科，他弓着背，脸上流露着善良和悲哀的神情。看来，这是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最后一位代表了。​（乌沙科夫辞典对“知识分子”这个词做了如下的解释：​“其社会行为具有优柔寡断、动摇、怀疑等特点的个人。​”​）然而，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却不是优柔寡断的；他们由于自己的思想而遭到生活上的种种灾难，遭到监禁的苦役。知识分子的怀疑动摇往往不是由于畏惧，而是由于天良的作用。​”

入睡前我一直在想，果真如此吗？

那边

1993年10月17日 多云转阴雨 红场·列宁·传教士

今天，陶蓬陪我们去红场。雨中的红场人不多，一边是像城堡一样的红墙，给人一种十分坚固的感觉；一边是褐灰色的大楼，它们冷峻地藐视着人与岁月。克里姆林宫圆顶上飘着三色旗，印象中那上面总是与红旗相映成趣。最漂亮的是广场上那个彩色的东正教堂，可我过去在所有的电影、画片关于红场的介绍中从未见到过这幢建筑，它让人想起热带雨林中的植物。而在红场的入口处，一座新的教堂正在加紧施工，吊车发出隆隆声。有一件事我感到奇怪，我小时候对红场的神圣感竟然一点没有，我脑子里出现的是那个驾直升机降临红场的德国小伙子。我从鲁茨夫又想到了王朔，我不知为何在这个时候想到王朔，也许他们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年轻人，历史的那份庄严感被年轻人无所畏惧的游戏精神稀释了。

我们去看列宁墓，但关闭了。一位在红场上摆摄影摊的男子告诉我们，现在每周只开放两次，而且是下午一时至三时。我们转向旁边的列宁博物馆，门口有一群老人正在与警察争执，他们手里举着对现政府不满的标语，有的捧着鲜花，大概是想放到列宁墓前，但警察不让他们进去。

博物馆里人很少，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有几个戴着面具的小伙子在里面玩捉迷藏。在二楼剧场里，一个义演性质的音乐会正在举行，演奏的全是俄罗斯的民族音乐与战争年代的歌曲。场子里坐满了人，他们穿戴整洁，庄严肃穆，沉浸在一种无奈的怀旧中，我不知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但我能感到他们对内心的守护。陈丹燕说很喜欢这里的气氛，那些乐曲充满过去的旧时代的浪漫和真诚，让人产生片刻的升华，但理智告诉我，它们离今天的世界正越来越远。

关于列宁，今天的莫斯科有许多议论，虽然我们从未见过真实的列宁，所有关于列宁的印象都是媒介传递的，但我宁可不信那些传言——谁又能证实这些呢？有一点不容怀疑，列宁是个天才，他一生著了那么多书，并获得了千百万穷人的拥护，并且影响了世界的进程。爱伦堡十七岁时在巴黎见过列宁，那是在奥里昂大街的一个咖啡馆，布尔什维克有一个会议，出席的有三十多人，爱伦堡写道：​“我只瞧着列宁，他穿了一身有着一条浆过的硬领的暗色西服，看起来非常端正。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讲了些什么，但我当时是一个相当鲁莽的毛孩子，我要求发言，而且还对什么表示不同意。他温和地回答了我，不是责备而是解释。会议结束后，列宁知道我刚从莫斯科来，让我去找他。​”

爱伦堡还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生活中很纯朴，作风民主，对同志体贴入微，他甚至对一个脸皮很厚的毛孩子也不会加以丝毫嘲笑……这种纯朴之情只能为大人物所独具；想到列宁时，我经常自问：也许，对一个真正的伟人来说，个人迷信不仅跟他格格不入，甚至会是不愉快的事吧？​”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列宁博物馆内看的一段列宁逝世时的录像：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穷人在冰天雪地里为列宁送葬，他们抬着装有列宁遗体的灵柩，登上破旧的火车。广场周围燃起堆堆篝火，昨日的赤卫军走近火车前的时候，孩子似的泣不成声。这时，汽笛发出凄厉的长鸣，火车启动了。这是七十年前的镜头，不知今天的俄罗斯人如何看待那时的悲痛。

爱伦堡说，列宁是个伟大而复杂的人。在国内战争的暴风骤雨的年代里，列宁听完了伊萨伊·杜勃洛文演奏的贝多芬的奏鸣曲，对高尔基说：​“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接着他眯起眼睛，不大快乐地补充道：​“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的东西来。但是现在，谁的脑袋也不能抚摸一下——自己的手会被咬掉的，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情地打，虽然我们在理想上是反对用暴力对待人。唔唔——任务是多么可怕而艰巨啊！”

我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摘下这么一段引文，是因为想说明，它与列宁留在我们印象中的形象是相似的，更重要的是，它和我们曾经有过的时代和命运同样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昨晚，还来了一位大胡子的德国传教士，是陶蓬的朋友介绍的。他来自德国的斯图加特，一家电脑公司的部门经理，大约四十岁的样子，脸微红，秃头，密密丛丛的络腮胡子，如果不说话几乎看不见嘴。他两眼炯炯有神，像埋在乱草中的宝石，里面穿一件有点皱的衬衫，外面是质地并不好的西装、牛仔裤、旅游鞋，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陶蓬不懂德语，请来在德国留学的游小燕做翻译。他的名字很长，我们就称他彼尔。

彼尔说，他这次是参加一个美国的短期新教组织活动，来俄国两周，看望两个监狱的囚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成年人的。他与犯人交流，组织音乐会，说自己的信教感受。与此同时，彼尔还去乡村，与贫穷的人交谈。俄国的乡村，今天仍有许多穷人，他说前不久他也去过北京、广州，觉得中国现在不错，到处都很有生气，但他认为妇女劳动的强度大了些，赚钱太辛苦。他还去了北京一教授家，说那屋子小得不可思议，他看上去有点激动，反复说，教授应该高薪、生活优裕，他们才能安心搞科学，做学问。我只能说，中国人多，也许再好也难达到德国教授目前的水平。他却说，北京饭店太贵，一个晚上七百美元，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说，那不是像我这样的人住的，可他马上又说：​“今天的德国人生活太优裕、太安定了，平时晒晒太阳、种种花，不思进取，懒散得很。不像中国，虽然不富，但有追求。保持这种势头，可直线上升。但要信教，没有宗教不行。​”这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任何时候都不忘说教。

对传教士我过去一直抱着怀疑，他们好像就是虚伪的代名词，用漂亮的言辞掩盖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或者就是压抑了正常的人性。我想这可能是上学时候读《牛虻》​《巴黎圣母院》​《红字》等作品的影响，当然，还有受革命教育的影响。上帝也没有能拯救世界，两次大战后，西方人自己也认为：上帝死了。

我问彼尔，人心若是可以拯救的，那为什么还要让那些罪犯坐牢？彼尔说，坐牢是他们应付出的代价，但要他们懂得自己，这就需要读《圣经》​，以我们自己读了以后的感受与他交流，一旦他发现了自己，就会走出迷途。

他说他从年轻时起就从事传教活动，已有几十年，这次像过去一样，利用休假出来传教旅行。他这样向我解释宗教：一个人如果不懂收音机原理，会以为这里面一定躲着个人说话；明白了道理，就会去选择频率，听自己喜欢的节目、音乐。所以首先要懂得道理，学习《圣经》​，然后才可能去选择。他又说，你知道吗，上帝的手始终是伸着的，但如果你的手一直放在背后，上帝无法接纳你，只要你全身心相信、奉献，伸出你的手去，上帝一定会接纳你，这个过程是十分美好幸福的。一旦你被接纳就明白了。

彼尔身边还带着一个刚满二十岁的俄国小伙子，金发蓝眼，十分英俊、腼腆，他既是彼尔的翻译，也是信徒。我很想知道，这个漂亮的男孩内心是怎么想的，他真的已树立起信仰了吗？可他的过于腼腆、羞怯让我犹豫了。

天渐渐变黑，陶蓬留他们吃饭，彼尔说晚上还有好几家要去。他站起来，送我们一些《为什么要读圣经》的小册子，以及他家乡的明信片，然后乐呵呵地走了。这时，外面正是风雪交加，莫斯科的大街上除了穿迷彩服的**部队，已很少有行人，人们都龟缩在暖气充足的家里。在这样的冬夜，只要有家，有暖气，人是很容易放弃追求的。

坦率地说，我很喜欢彼尔——他精神饱满、快乐自然，大胡子上总是溢满笑容，他抱着坚定的信仰作身体力行的奉献，又没有救世主式的居高临下。他与那个男孩匆匆融进黑夜中的背影，让我想起《简·爱》中的那个年轻的传教士：文弱、消瘦，却整天奔波在穷乡僻壤。过去我一直以为那是作家理想中的神职人员，现在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而且一直有，否则，怎么能延续到彼尔。也许，教义救不了世界，但实践教义的人是有魅力的，尤其在这个全世界都不得不向金钱妥协的时代。当然，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真正有信仰的人大概总是微弱的。我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资料片，叫《第三段情》​，里面有一个青年牧师，他在结婚时得知未婚妻曾与别人发生过关系，就开枪自杀了，而那个未婚妻却以为牧师脑子有问题，观众也是这样认为的。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为这样纯洁的人准备的。

那边

1993年10月18日 多云转阴 伊琳娜的欢迎午餐

今天早晨，赵宁陪我们去女作家伊琳娜家住，因为学校宿舍查得很严。昨晚十二点，我们正在聊天，陶蓬忽然听到下面有吉普声，撩开窗帘一看，忙回头说：​“快，把灯关了，士兵来查夜了。​”我们立即分散到两个房间，在漆黑的屋里屏住呼吸。结果，一场虚惊，士兵并未上来。事后，大家一阵兴奋，好像在搞地下斗争。

伊琳娜是莫斯科女作家协会副主席，年轻时写过许多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小说，其中不少已翻译到中国。她丈夫尤里是苏联一位杰出的画家，不少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四十多岁的时候尤里不幸患白血病死去，当时，苏联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就用他的名字给新星命名。

赵宁与伊琳娜有很深的交情，她事先曾对伊琳娜说有两位中国作家要来，伊琳娜表示非常欢迎。但后来赵宁告诉她还来了位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游小燕，她就在电话里对赵宁说那就得付八美元一个晚上。赵宁向我们解释说，苏联解体后，俄国作家作品发不了就没有收入，生活很拮据，希望你们能谅解。游小燕说，那是应该的。

伊琳娜住在莫斯科西面一幢高级公寓里，那是专为文艺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盖的，住有导演、画家、芭蕾演员。进大门要按密码才能打开，底楼有一大厅，放有沙发、盆花、当日的报纸。看门的老人听说我们来自中国，十分和蔼地与我们点头。

伊琳娜住在十四楼，她的住宅有两道门，开了门，我们看见的是一位化了妆、穿一件鲜红长袍的老夫人。她接过我们送的一大束菊花，吻着说：​“我已一年没闻到菊花的味道了，多么新鲜啊！”她让我们换了拖鞋，挂了大衣，然后领我们参观她的三房一厅。屋子里挂满了她丈夫的油画，其中的女人大都是以她为模特儿。伊琳娜年轻时真是十分漂亮，颀长，丰满的身材，高高的前额，白皙的脸，一双妖媚的蓝眼睛特别亮（今天仍然很亮）​。除了画，就是世界各国的工艺品，布置得精致、典雅，很有艺术气氛。她把大客厅让给我们住，书房给游小燕住。厨房挺大，放着沙发、桌子，电视机整天开着，也许是她怕孤独。她说她正在吃一种进口的药，需节食，平时得由我们自己煮饭吃。

午餐已准备好，各种高低酒杯、银色餐具摆得整整齐齐，茄汁土豆、卷心菜色拉、牛肉、油浸草菇，以及她自己做的苹果饮料，色彩十分鲜艳。

当我们全坐下后，伊琳娜对赵宁说她要致辞。她举起杯子，露出优雅的微笑说，她很荣幸能在这里接待来自中国的新朋友，而且那么年轻。她说她对中国怀有特别亲切、友好的感情，希望我们住在这里能像在家里一样。赵宁让我也说几句，我说我们从小是看俄罗斯文学长大的，对俄罗斯同样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我对自己能亲眼来看一看俄罗斯感到十分高兴，谢谢伊琳娜的一片盛情。

酒、菜的色泽远远超过它的味道，但使我感兴趣的是伊琳娜的谈吐。她滔滔不绝，慷慨激昂，有时显得有点夸张。她说，世界上有两个脑袋，一个政治的，一个文化的，它们总是要斗，结果总是政治的强，文化的弱，文化的甚至不如工农，很可怜，所以全世界文化的头脑要互相同情、团结。她说她祖母是一个白俄的歌唱家，最近她写了一本关于她祖母传记的书，但书的销路不好，屋里的书堆得像小山一样。她说，俄国原先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国家，现在年轻人关心政治，做生意，而读书的人少了。过去报纸千篇一律，所以人们喜欢看书，现在信息多了，变化快了，各种各样报纸什么都可登，所以看报的人超过了读书的人。但是她相信，任何时候都会有一部分文学青年存在。

当我说起曾在一本美国出的刊物上，读到她写的反映俄罗斯知识界现状的文章时，她显得很激动，说，现在俄罗斯知识界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面包重要还是脑袋重要？有一首合唱歌曲唱道“面包是一切之道”​，但不可忘记，智力和面包是相互联系的，就像《圣经》中说的：​“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她认为，首先是头脑，然后是粮食，有头脑就会有粮食，也就会有其他的一切，所有智力的劳动的文化可能造就一切。所以，使人民丧失头脑、丧失理智是危险的，其结果是粮食也没有。伊琳娜承认，俄国的文化今天正处于最艰难的处境，旧结构打破了，而新结构尚未建立，文化成了被国家抛弃的孤儿，任其受命运摆布，任其跌入经济深渊。起初几年的改革和公开化的高兴劲儿，变成了惊奇、沉默、发呆，作家停止了写作，导演停止了排戏，没有好书出版，为了生活要改行。有一位著名的西伯利亚作家，为了吃饱饭，挣一点必不可少的面包钱，跑到大森林里去采蘑菇和松果。许多人成了计程车司机，当了按摩师，许多人干脆在旧货市场出售自己的东西。他们就像被抛在岸上苟延残喘的鱼，能把握住航向的人是很少的。社会的文化阶层、人民的文化阶层正在消失，没有补贴，没有工资，谁也不愿对这层“土壤”施肥、耕种。她认为，出版社不应为维持生计而从出版当代文化转向出色情书或瑜伽小册子，同样，剧院不应为了维持经济收入而排演媚俗的戏剧。

我忍不住说了句，你讲的这些状况恰恰证明：面包是重要的，没有面包，脑袋无法运转。她说，不，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呼声：首先要让人民吃饱，然后再抓文化。她说今天文化可怕的沉默，真正文化的闪光率大大下降，都应归罪于这种对待事物的态度，这种提法是彻底错误的，对待人不能分阶段行动，要同时考虑，既想到头脑，又想到胃。

这顿午餐一直吃到下午三点，我的胃似还有容量，脑袋已被塞得满满的。回到房间，陈丹燕说，她不对的，没有面包，她写了东西也没办法出版，出版了也没人买。人人都在为面包奔波的时候，是静不下心读书的，也无暇顾及精神享受。我说，经济的发展对文化的复兴肯定是重要的，但这一条也需要有头脑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今天人们所说的面包，已不是单纯的充饥问题，它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背景下，普通人（包括文化人）对基本生活的要求。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对住房、美食、服饰、家电、化妆品的需求仍是主要的，因为西方提供了样板，而人们首先看到的总是外在的东西。